下载排行
家务价值的司法认定：离婚经济补偿的检视与面向——以《民法典》施行后裁判文书网相关裁判文书为样本
陶陶;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是我国离婚三大救济制度之一，但《民法典》仅作了原则性规定，补偿数额的确定依赖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增加了裁判的不确定性。司法实践中，负担义务的比较、补偿标准的确定素来是个难题。明晰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应以当事人在离婚时提出相应主张且以双方离婚为前提，厘定双方负担家庭义务比较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二要素审查规则，构建“根据负担义务的情况，结合双方年龄、财产、劳动能力、收入水平、婚姻存续时间和当地经济状况，认定离婚经济补偿数额”的裁判思路，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判的一致性。
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法律实务问题探析
戴蕙;张志慧;网络直播活动虽博得广大未成年人青睐，但未成年人处在身心发育阶段，自控力差，致使“打赏门”事件频发。实务中，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法律纠纷存在着法律性质认定不一、主体识别困难、效力认定不当和责任分担不明等诸多实务困点。对此，应在精准认定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基础上，梳理识别直播打赏的行为主体要素，审慎判定合同效力，并结合监护人和平台方是否及时合理行使监护和提示告知义务，合理确定各方责任，实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和维护网络交易稳定安全的双赢效果。
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直播打赏的法律行为认定
王敏;<正>裁判要旨夫妻一方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直播打赏的目的是为了维系直播外的不正当两性关系，打赏的赠与行为未经夫妻另一方同意而擅自处置，且金额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范围，赠与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但无权处分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配偶不能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要求返还财产。配偶如能证明打赏者打赏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与主播的不正当两性关系，且该主播明知并接受的，因行为违反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以赠与合同无效要求返还实际获赠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票据电子化背景下票据纠纷的处理思路与方法
芦磊;随着电子票据的广泛应用，纸质票据时代制定的《票据法》在执行当中遇到很多困难，电子票据运行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票据法》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亟待研究解决。在票据电子化背景下，既要坚守传统票据法基本原理，又要结合电子票据的新特点，坚持服务实体经济、鼓励票据业务规范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价值导向，厘清票据法上不同权利之间的关系及行使规则，准确认定电子票据场景下不同票据状态和票据行为的性质和效力，为有效处理票据纠纷提供路径和对策。
《公司法》“双控人”新规的理论基础及其司法适用
张尚乾;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滥用权利是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公司治理体系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我国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和第一百九十二条加强了对“双控人”的规制，但“双控人”新规适用上仍有问题亟待解决，如何认定“双控人”尤其是实际控制人身份，以及“双控人”在何种条件下承担何种责任是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难题。为充分发挥新规的规制作用，应结合“双控人”信义义务理论与实质董事理论的比较考察，甄别“双控人”新规的理论基础，肯认实质董事规则的理论优势，构建完善的司法适用路径：在主体识别上，构建以实际控制人为核心的识别标准；在行为认定上，结合理论基础与规范特色，构建“实际执行公司事务”“指示”的认定规则；在归责路径上，对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及第一百九十二条，要分别构建违信责任的归责路径及共同侵权的归责路径。
好意同乘条款司法适用困境及其应对
刘振华;徐博学;薛致远;近年，我国好意同乘致损案件数量不断增加。虽然《民法典》规定了好意同乘条款，但司法适用中存在语义模糊、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不明以及供乘人责任减轻的幅度不一等问题。因此，研究好意同乘条款司法适用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大数据分析、实证研究、文献检索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H省好意同乘行为致损案件进行梳理，对司法适用中存在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明确好意同乘条款中的概念内涵、明确好意同乘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及明确供乘人责任减轻的幅度等对策建议，以期为后续立法及统一裁判标准提供借鉴。
行政处罚案件中过罚相当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李小菲;<正>裁判要旨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时，应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全面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危害后果、企业实际情况等情节，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且适当，符合过罚相当原则。行为人实施的违法行为系基于对行政机关的信赖，且违法行为未造成实质危害后果，之后又积极整改，此种情况下行政机关不宜作出高额罚款的行政处罚。
短视频二次创作“合理使用”的司法判定逻辑范式构建——以199件侵权案件的量化分析为切入
秦蔚鸽;谢小丽;李一凡;短视频二次创作侵权诉讼类案件，合理使用是常见的抗辩事由，对三步检验标准的适用弹性误读、标准内涵模糊缺乏“合理性”判断指引、公权挤压短视频二创生存环境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合理使用判定的思维固化、判定标准和元素的多元分歧问题，在众多标准中“难以取舍”，不用或错用判定标准。裁判的分歧根源在于缺乏统一的逻辑范式，须以表达自由为裁判本意，以利益衡平为逻辑基础，以三步检验法为裁判准绳，四要素标准、转化性使用为补充，以类型化二创短视频为具体应用，廓清短视频二次创作“合理使用”司法判定的逻辑范式，即“递进式的逻辑范式—跳跃式的逻辑范式—补充式的逻辑范式”，明确短视频二次创作合理使用司法判定的裁判思维路径。
后真相时代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影响及规制路径——以审前宣传为视角的展开
赵鹏博;夏天舒;后真相时代中舆论容易受情绪煽动主导，舆论生态日趋复杂，新闻失实问题愈发严重。审前宣传对司法活动的影响既包含正向的监督促进，也可能引发舆论审判，损害司法公正，侵蚀司法公信力。以审前宣传活动为例，通过分析环境原因和情绪煽动手段，辨析审前宣传和舆论审判的边界，探索通过优化舆论环境，正向引导司法舆论，加强司法公开，以弘扬核心价值观等方式，在保障群众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与捍卫司法公正之间的做好平衡，实现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良性互动。
法律与道德关系视角下不作为犯罪中重大道德义务的认定
雷海玲;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法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近年发生的诸如佛山小悦悦案、江歌案等热点案件引发了对刑法是否应当谴责不履行道德义务的行为的讨论。然而，尽管法律与道德间的关联很难被否认，但是这种关系却可能被错误地当作另外一种有疑义的关系存在的征象，或甚至被误以为就是另外一种关系，这种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错误认识使人们在面对一些社会事件时下意识地想要诉诸刑法手段解决。事实上，将道德义务纳入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中，在解释学上难以证成，在立法学意义上也不符合基本法理的要求。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需要通过多重手段加以解决，而不能依赖于刑法这种底线性的手段。将道德义务过度纳入法律，对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并无助益，也不具备法律上的可行性。